NFI监事 管涛

当前国际金融风险正由积聚期转入暴露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4月份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全球金融稳定面临风险上升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不确定性增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信心受挫，发展前景恶化，而全球资产市场受到的扰乱更加剧了这些压力。另一方面，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风险居高不下，而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所增加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其对全球市场的溢出效应。这些发展变化导致金融条件收紧、风险偏好下降、信用风险上升、资产负债表修复受阻，从而损害了金融稳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历了多年的量化宽松、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之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进一步扩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风险正在从积聚期转入暴露期。与此同时，正如IMF在2015年4月份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的，全球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地发生转移，主要体现为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从银行体系向非银行体系转移以及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移。

　　2013年10月31日，美国、欧洲、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六家主要央行同时宣布，它们之间已达成长期、无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传递了三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其一，危机可能在近期内进一步恶化，需要未雨绸缪；其二，一个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超级国际储备货币网络已经形成，这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架构；其三，这张超级货币网与以TPP、TTIP等构成的超级自由贸易区网虚实相济，组合成为一个由发达经济体构成的排他性的新的“神圣同盟”，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被排除在外。

　　对亚洲地区而言，亚洲金融危机虽已过去近20年，但其带来的负面冲击仍历历在目，尤其在国际金融风险进入暴露期后，亚洲地区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更应该被提至国家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当前亚洲地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及不足之处

　　短期流动性层面

　　亚洲金融危机后，为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再次爆发，亚洲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0年5月6日，东盟10+3财长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2010年3月24日，东盟10+3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共同宣布，“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标志着亚洲地区首个外汇储备库正式成立。多边互换协议总规模1200亿美元，80%的货币互换资金与IMF贷款条件挂钩。2014年7月17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修订稿正式生效，多边货币互换总规模扩大到2400亿美元，70%的货币互换资金与IMF贷款条件挂钩，并创设谨慎性贷款机制（CMIM-PL）。

　　从上述互换协议可看出，当前短期风险防范机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多边货币互换机制的规模虽然越来越大，但大部分货币互换资金仍与IMF贷款条件挂钩，动用起来不方便，且有污名化的担忧；二是虽然货币互换规模不小，也有一部分与IMF贷款条件脱钩，但仍只是承诺规模，需要特事特办，存在不确定性；三是亚洲地区缺乏主导货币，美元仍是最主要的计价结算及干预货币，各国的流动性资金需求主要是美元，以干预外汇市场和满足国际支付需要。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韩国、新加坡向美联储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不是启动“清迈倡议”下的货币互换协议。

　　中长期结构性层面

　　与短期流动性层面的多边货币互换安排相比，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目前缺乏中长期资金支持的安排。

　　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结构性改革需要中长期资金作为支持，目前能够提供较长期限资金的机构有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投行（AIIB），以及“清迈倡议”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中与IMF贷款条件挂钩的部分。

　　世界银行、ADB和AIIB更加侧重于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IMF则侧重于对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援助，但受援助国家需进行相应的财政金融整顿和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2016年拨款法案，其中停滞的IMF份额改革方案获批。份额改革完成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将获得更大的投票权，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从3.8%提高至超过6%，美国的投票权份额微幅降至16.5%，但其一票否决权得到保留。

　　IMF提供的贷款利率虽然优惠，但贷款条件较为苛刻。1997年11月，韩国央行为度过金融危机难关选择使用了IMF紧急救助贷款，但付出的代价是IMF对本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干涉，至到2001年8月，韩国央行提前三年还清了IMF的贷款。IMF对韩国政府经济政策近四年的干预和监督经历，使得韩国对IMF贷款谈虎色变。

　　亚洲地区现有“清迈倡议”下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中与IMF贷款条件挂钩的部分，属于亚洲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中长期资金来源。之所以与IMF贷款条件挂钩，主要原因，一是亚洲地区缺乏独立的监测机构，只能依赖IMF成熟的贷款机制来规避相应的道德风险；二是亚洲地区经济货币一体化程度不如欧盟，区内存在较强的经济竞争关系，也受一些地缘政治冲突的负面影响，经济依赖较强但缺乏政治无信。当然，正因为它与IMF贷款条件挂钩，也就面临IMF贷款类似的问题。

　　从已有贷款经验可看出，当前亚洲地区中长期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美国对IMF的影响不容忽视，严苛的贷款条件和附加条款让亚洲国家望而却步；二是污名化的担心使得向IMF借贷并非是亚洲地区多数国家的最优选择；三是以多边货币互换安排支持中长期资金来源，有违货币互换主要是解决流动性而非结构性问题的初衷。例如，2016年上半年，在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共动用人民币981.51亿元，人民银行共动用外币折合48.40亿美元。截止2016年6月末，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210.62亿元，人民银行动用外币余额折合11.09亿美元。

健全亚洲地区金融安全网的思考

　　流动性层面：做实东盟+中日韩“10+3”多边货币互换机制

　　即将与IMF贷款条件脱钩的部分，分步认缴，建立区域性的外汇储备库。货币互换机制区别于IMF贷款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时效性，因此应提高该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对出现流动性短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援助。此外，互换机制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能够起到预警的作用，当危机出现苗头时及时扑灭。为此，该机制需进一步细化谨慎性贷款机制的启动条件，

　　结构性层面：建立中长期资金支持安排机制

　　亚洲地区国家应该更加了解亚洲地区的情况，更加关心亚洲地区的利益，所以，应该也可以在防范和化解亚洲地区金融风险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在“10+3”的框架下，建立亚洲地区的中长期资金池安排，支持亚洲地区相关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它不是替代IMF的作用，而是对IMF的补充。它不需要建立非亚洲货币的外汇储备库，也可以是区内的主要亚洲货币资金池。它可以在亚洲地区发行中长期债券，一方面发展亚洲地区债券市场的短腿，另一方面获取中长期资金来源。它可以在东盟+中日韩“10+3”宏观研究室（ARMO）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金融风险监测，做到信息的即时共享，不断增强亚洲地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从长远看，条件成熟时，它也可以发展成为机制化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与IMF补充合作，引入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来解决亚洲各国的结构性问题。成立亚洲货币基金这样一个常设机构，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各国之间的沟通成本，还可以极大提高支持结构性改革相关贷款的审批效率。较之多边互换机制，AMF这样一个中介机构在协调性上又更进一步。因此，AMF应基于亚洲地区的实际特点，确立合适的贷款条款和救援机制，与IMF差异化运作，借鉴IMF成功的运作经验，避免IMF在内部治理上的缺陷，使它真正成为高效的区域性金融机构。

（本文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等人的最新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